「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真的可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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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作家//Ting

前幾年,台灣戲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上映後獲得非常大的迴響。對於社會上無差別殺人現象的討論、精神障礙汙名化的討論、加害者家屬的處境、被害者遺族的生活、到死刑存廢的問題,每一樣都精確瞄準了台灣的時事與議題。尤其死刑存廢,在台灣可說是長期以來都是論辯的主題。本文試圖從囚徒困境著手切入死刑存廢問題,並帶入部分法律量刑方法,最後分享幾個故事,將死刑這個議題勾勒出一個粗淺樣貌。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囚徒困境,賽局理論(Game Theory)中最受人矚目的其中一種。賽局理論的基礎是,由理性分析判斷對本身利益的最佳解,它最簡單的架構,是用兩位有理性認知的參賽者,藉由互動來選擇合作或反叛。而囚徒困境的主要內容,則是兩位已犯案的犯人遭警方羈押,但必須起碼要有一人承認犯行才能成案,於是將兩人分別隔離審訊,並告知雙方,若有一人選擇認罪,認罪方可以無罪開釋,另一人必須入監服刑二十年;若兩人都不認罪,則兩人僅須入監一年;若兩人都認罪,則兩人都必須服刑十年。
 
就這樣的理性基礎來看,雙方合作皆不認罪的共同利益最大(皆只要入監一年),然在個人利益面前,若被對方背叛,自己便會淪為唯一被判重刑的人,在這樣的狀況下,個人會寧可選擇背叛來獲得「相對」利益最佳解:判刑十年。

死刑存廢問題

死刑存廢以及刑法量刑問題一直存在各面向的爭論,2012年,法務部曾委任民調顧問公司進行死刑存廢民調,有高達百分之七十六的民眾反對廢死,百分之八十五的民眾認為廢死會影響治安;但從另一個角度的民調切入,問到若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代替死刑」時,反對廢死的比例則降至五成,然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高達八成的民眾贊成「新增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刑罰,因此調查報告的結論認為,民眾看重的是「死刑的嚇阻力」大過於形式上的「執行」,認為死刑足以嚇阻犯罪者,頗有「亂世用重典」的意味。
然而,亦有文獻指出(註二),嚇阻理論 (Deterrance Theory) 雖然在犯罪學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該理論的前提是「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持理性」,認為人會在認知到違法可能會面臨「不利於己」的情形,從而遵守法律。然而,此前提忽略了並非人人都熟悉法律,或甚而理解法律本身的嚇阻性;更進一步說,此前提亦抹除了身為個人的特質與習性,真實情況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因嚇阻力而守法,還會有其他因素摻雜其中,比方周遭環境、道德規範等等,在這些變數下,嚇阻力能百分之百根除人產生偏差/犯罪的慾望嗎?
若由囚徒困境配合嚇阻理論來看死刑存廢,則更耐人尋味,也許可以解釋部分人權團體的理論基礎。人權團體的理論認為,死刑並無法有效嚇阻犯罪,相反地,死刑反倒可能會是加害者犯下更重罪行的原因。以囚徒困境來說,假設有一個犯罪者侵害被害人,若是讓被害人活下來指認自己,有可能會被判重刑或甚至死刑,但若被害人死了,自己被抓到一樣是死刑,但若沒有被指認出來,就有可能可以逃過法律制裁。以一個具備理性與理解基本法律嚇阻性的人來說,理想上,此非理性的行為照理並不會產生,一般性防治犯罪的,大致上也是這類型的人。然而,在環境與個人特質等變數下,理性的角度分析個人的利益,反正不管被害人有沒有存活都會被判死刑,被害人死亡反倒能替自己爭取活命的空間,於是在輕重罪的抉擇間,有些加害者會因為可以逃過法律制裁的或然率而選擇了對自己與被害者都最不好的結局。
再比對回法務部的民調資料,可以顯示民眾對於死刑廢除的隱憂在於「嚇阻力」,而不是在「死刑」上,因此當被問及若有其他替代或配套措施如「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時,反對廢死的支持度便有原本的八成降至五成。無獨有偶,2015年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亦從2008年起長期針對「是否贊成廢死」議題上對受訪者立場進行分析,「基本上不贊成廢除死刑,但如有配套措施願意考慮」的比例也由2012年的24.9%上升至38.4%(註三)。
另外死刑存廢的爭論在於台灣民眾對於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且因過去司法瑕疵發生的多起冤案,造成死刑存廢問題因生命議題而更為複雜,下文筆者將簡單說明台灣刑法量刑方法以及其問題所在。

法律量刑方法與問題

台灣的刑法量刑準則,在刑法第57條提及:「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然而大家可以發現,在這十條標準中,並無一個明確的量化級距,也略顯抽象,雖然刑法各條各款皆有審判斟酌事項,但許多皆流於心證,造成從重量刑或從輕量刑的比例不一,不同法官不同審判庭的量刑準則也會有所不同,甚至同一個法官因經驗的不同,就算面對類似案件,也可能出現量刑不一的現象。
另外,過去最高法院向來傾向尊重實際受理法院的自由裁量權,斟酌刑法57條事項的狀況下,原則上是無法認定受理法院裁決立場違法;加上某些刑事案件法定刑責的範圍極大,也給予法官相對寬廣的裁決空間,在重判與輕判之間,現行法律與社會觀感時有巨大認知上的落差,加上法律條文或法官判決書一般民眾閱讀起來相對困難,這些都會造成民眾對於司法的不信任感或無力感。
 
於是這兩三年來,陸續開始有法律白話文的倡議出現,也有幾個較為進步的法案在立法院通過三讀 (如:同婚法),或廢除掉刑法中較不適用於現代社會的法條 (如:通姦法),甚至即將推出的國民法官,以及冤案重審等等,都是法律界與政府希望能夠帶動司法進步或轉型的一些方法。近年來許多重大刑案發生後,民間也開始有探討犯罪形成的原因,或是反對精神疾病汙名化,整體上政府與民間的確是持續在往更進步的方向推動著。
以下舉幾個較為知名的案子,讓我們好好思考所謂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真的可行嗎?

全台第一起隨機殺人案--黃富康

新聞裡,只要報導到黃富康,不是將他形容成惡魔般的人,就是不斷渲染他因為漫畫而殺人的「不正常」,靠聳動的標題與內容將他塑造成罪無可赦唯有一死的人。但絲毫沒有另外一種角度,從他的家庭、社會背景、心理狀態、以及成長過程中發生的事情去抽絲剝繭地了解,究竟他發生了什麼事,導致社會的照護網沒有及時將他接住而任憑他墜落至無法挽回的地步。
 

加害者的角度:

「我不知道,我覺得還好,我不認識他,沒有殺人動機,漫畫說要把痛苦過給別人,也不是說要殺人。」「覺得他們很可憐,老爸死了,我送他們一起去。我比他們慘多了,我爸中風五年,我臥床照顧,將心比心,不想他們那麼痛苦。」黃富康於庭上所描述。他的精神鑑定報告顯示患有潛伏型思覺失調症,從國中開始就慢慢地發作,到了當兵與工作時期判斷能力與人際關係明顯下降,他開始覺得自己一生都遇見壞人,命運多舛的人生沒什麼價值,沒有人想要真正了解他發生了什麼事?也沒有人有興趣傾聽社會底層的聲音,或甚至去探討精神病患者的照護問題。

加害者的家人:

大他23歲的哥哥趙富群曾說過,黃富康從小就是一個想法比較天馬行空的孩子,但他們都不覺得那樣是精神異常,頂多就是覺得他是個與爸媽和哥哥年紀相差甚大的大小孩,就如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裡台詞所述,「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一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身在一個沒有多餘資源可提供其他出路的家庭,黃富康專科時期就休學,先是跟親戚學水電,後又簽下志願役三年,退伍以後人際關係明顯不佳,個性也在父親臥床後變得難以相處,堅持娶妻卻遭到家暴,家庭與人際的雙重壓力已經讓他感覺到社會地位的低下以及不被看見,最後投資失利徹底壓垮了他的精神狀態,黃富康卻完全不知該如何求助,更遑論找到適當的資源幫助他,讓他不要一步錯步步錯。沒有被通報的家庭案件,在社會裡就不會被看見,台灣有多少這樣不被看見、大眾也不願意看見的人或家庭,像隱形一般在社會最底層苟活著?

現況:

黃富康迄今仍在牢獄中等待他的死刑執行,但他的案件也讓精神疾病患者照護問題、精神鑑定問題、社會支援網的問題慢慢浮現出來,由於黃富康案是台灣近年來第一起無差別殺人案,因此台灣對於此類別的罪犯心理狀態以及社會背景,都有了新的認識。
個人觀點:
筆者的另一半曾念過犯罪心理相關的科系,他曾經說過,在季節變換的時候,以及社會有比較重大議題時,心理狀況不穩定的人比較容易被誘發病症,因為季節變換導致天氣不穩定,社會有重大議題導致社會氣氛不穩定,種種不穩定的因素就很容易誘發社會案件,也因此有可能會發生此類毫無任何原因的無差別殺人。我們無法阻止季節變化,也難以預防社會重大議題發生之時不會造成社會擾亂,但也許我們可以更從精神科的角度、社會學的角度、犯罪心理學的角度,盡可能地分析出模式,進而尋求更為完善的社會支援網,盡量地接住每一個可能會萌發的恨意或惡意。

隨機殺人案--鄭捷

2014年5月21日,台北捷運板南線的龍山寺與江子翠站之間,時年21歲的大學生鄭捷持刀在行進的捷運上隨機行兇,造成4死24傷,震驚台灣。

加害者角度:

被捕之後,鄭捷說到,自己從小學就想自殺,但沒有勇氣,所以想藉由殺人被判死刑讓自己結束痛苦的一生。不僅如此,審訊與在監期間,鄭捷都表現地相當冷靜自持且面無表情,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了然於心。從人物側寫看起來,這個案子最特別的地方,在於鄭捷並非出身於弱勢家庭,父母健在,資源相對健全,求學過程一直以來也算順利,那麼究竟那些負面的想法、想殺人的動機,這一切失序的根源,究竟在哪裡?鄭捷在行兇前幾個月,其實陸續都有他可能會有脫序行為的線索,包括臉書貼文表示自己要做一番大事,或是告訴同學要殺人,這些都有往上通報,學校也有數次約談,卻還是阻止不了悲劇的發生。其實鄭捷在監時期,對於牢獄中的勞務,也曾發表過相當有建設性的意見,若不是對人生極度的絕望,又怎會以想死為理由隨機殺人?他也曾經明確表達過,除了爸媽弟弟以外,其他人皆不接受會面,然而,他的父母仍舊逾一週皆無前往探視,是否看似完整的家庭之中親子關係有任何不可言說的齟齬?
可惜,我們在完全還沒有了解鄭捷的全貌與心理狀態前,時任法務部長羅瑩雪便跳過數位死刑犯,直接點名鄭捷執行槍決,整件事情就在這樣的狀態下結束,我們也沒有更多的機會從各種角度去了解鄭捷行兇的原因是什麼,或甚至有沒有原因。
個人觀點:
一般來說,像黃富康隨機殺人,還可以從家庭背景、黃富康本人心理狀態以及社會地位等等的因素,去解析他殺人的原因,但在鄭捷的案子裡卻無法全然套用。我們無法真正知道為什麼他會從小就想要殺人?為什麼一個看似「正常」的家庭卻出現了這樣令人無法理解的孩子?有精神分析師曾試圖拆解他的心理狀態(註四),從精神鑑定報告以及網路上非常少的資源出發,去看鄭捷從小到大的心態變化,並解釋小時候的自戀結構拒絕修正,造成長大後一方面想要滿足父母的需求,一方面卻想以「幹大事」的方式,滿足自戀的情結,並進而摧毀掉自己的原生家庭。可惜的是,由於鄭捷伏法的時間太過倉促,在還來不及更深入了解這個案子的特殊性前,所有的謎底便跟著鄭捷的死去而永遠埋葬了。

台灣史上最曲折最知名的冤案 -蘇建和案

「人家看你好像不同世界的人,我們那社區的人都知道我,我好像有刺一樣、人看到會盡量彈開,坐火車的時候報紙還是很常報我的案子,有遇到兩三次乘客的異樣眼光,那時候有車掌很好心,他會說,不然你去車掌室、坐到台北車站……。」蘇建和說(註五)。
蘇建和案,又稱三囚死案,應該可以說是台灣史上最曲折最知名的冤案。1992年1月20日,蘇建和等三人各被判處兩個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其後三人的人生,便是不斷地上訴,發回更審,非常上訴,再發回更審,原本2003年已獲得無罪釋放了,卻因被害人家屬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而在2007年再次各被判處兩個死刑、褫奪公權終身而回到牢獄中。等到蘇建和等人終於洗刷冤屈無罪釋放時,已經是2012年,也就是21年的時光了。若回到當年,不僅三人的人生完全改變,當時的刑法環境,其實判刑後隨時都有執行的可能,因此三人與其他死囚在同一間牢房中,常常眼見著死囚被帶出去槍決,甚或是被帶出去又被帶回來,那種心驚膽跳無法知道下一刻命運的感受,加上之前被刑求的折磨,三人或多或少到後來都開始有些心理上的問題,回歸社會也變得相對困難。
 
蘇建和案在台灣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樁刑案判決,當年蒐證上的疏失、刑求等問題,都進而讓民間開始重視國內警察制度以及刑事訴訟的改革,也由於這個案子太有代表性,有幾個重要面向都很值得作為台灣法律與刑訴改革的借鏡。比如說,經歷了21年的努力,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在2012年終於獲得無罪定讞,不得再上訴;然而,由於被害人家屬在1992年提起刑事訴訟時也同時附帶提起民事賠償訴訟,因此,即使2012年在刑事部分洗刷清白,民事部分仍舊纏鬥至2020年被最高法院廢棄原判決,發回高等法院。也就是說,被宣告無罪的三人,仍舊可能會為了自己沒犯下的罪行賠償家屬。
 
另外,即使歷經了21年終獲自由,至今也已回歸社會數年,但三人在請求刑事補償(國賠)的路途上仍舊被滿滿的偏見與誤解包圍。即使他們的冤屈獲得平反,也不代表「他們真的沒有做」,仍是許多人會有的偏見,尤其在面對法官時,三人還曾被暗示,不是法官與檢察官的問題,是當事者本身舉證不足,導致案件錯判,是當事人自己的過錯。並且依照【刑事補償法】,法官在設定賠償範圍、如何賠償的狀態下,也會談當事人是否仍需為案件「部分」負責,進而提出「可歸責」的要求。雖然2011年國家已修訂【刑事補償法】,將「可歸責」事項定義為「意圖招致犯罪嫌疑」,可依據「社會通念」訂定補償範圍,但蘇建和等三人在這樁案子上,法官卻有了奇特的判決。
 
一般狀態下,現今的刑事補償一天上限為5000新台幣,但蘇建和三人被拘押了4170天,一人卻只領到542萬2千元,等於一天補償僅有1300元。如此離譜到不可思議的金額,就法官的解釋,白話一點為:雖然你們口口聲聲說有被刑求,但沒有其他證據或人證能證明你們所言為真,也無法認定的確有刑求一節之存在;另外,這樁案件是蘇建和自白說「有拿菜刀押被害人」,導致偵查誤判,所以責任不在警檢,蘇建和三人才是「可歸責」的對象。最後,法官在判決書中言明,此案發生時,三人最高學歷僅高中畢業,依據過去超過三十件的背景相似母體判決,統計賠償金額平均皆為1576.1905元,以此為基準,加上「可歸責」的程度、個案情節斟酌、受害人損傷程度、以及「社會一般通念」(就是說三人只有國高中學歷程度,對於社會產值有限),所以雖然三人請求的刑事賠償為一天5000元,但依照上述的各種原因,一人僅能得到一天1300元的補償(註六)。問題是,蘇建和三人被拘押的時候都不到20歲,羈押超過20年,這黃金20年就在獄中度過,怎能期望他們對於「社會」有產值,又怎能苛責三人僅有國高中學歷?
 
因此,2019年時,【刑事補償法】又再一次修法,將「社會通念」部分刪除,並將「可歸責事由」修訂為「受害人有虛偽自白、逃亡、干擾證據調查」等具體化事由。不過,司法改革基金會指出,這條修法依然無法幫助到蘇建和等三人,因為他們依舊可能會因為「虛偽自白」而被「歸責」;司改會也建議,雖然刪除了社會通念,但增訂一條反歧視條款,才能稍微補足法條中的不足。(註七)
從台灣比較有代表性的幾件刑案看下來,可以看到幾個不同的脈絡。在死刑存廢議題之下,可能存在了冤案、精神疾病、或甚至仍需探究原因的案子,前文提及的嚇阻理論誕生於「人皆為理性存在,有理性可獨立判斷」的犯罪學,明顯在此也已不適用,因此1940年代,才會出現以罪犯側寫 (criminal profiling) 為主的犯罪心理學,從罪犯的心理狀態、社會背景、個人創傷、童年回憶、犯罪時的心理、犯後以及法庭上的表現等等個人角度切入,剖析了解罪犯,並試圖以專業角度輔導他們。
然而現今的社會大眾,多少還是抱著「殺人就該償命」的看法,對於社會大眾來說,犯行者的動機、心理狀態、還有社會地位等複雜的分析是不值得一提的,犯行者就是一個不需要去探討的存在,只要簡單用死刑解決這些「敗類」就好。
在執行了死刑之後呢?我們集體存在的創傷就會痊癒嗎?如果沒有徹底了解分析這些結構性的原因,我們又該如何預防下一個隨機殺人的案件?如何預防下一個冤案的發生?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在現今的台灣社會,真的是唯一的解法嗎? —–值得大家省思。